无忌记得那是一九八三年的秋天，家里的米缸已经空了整整三天。
说是米缸，其实不过是一口裂了缝的粗陶瓮，往年这个时候好歹还能刮出两碗碎米来，煮一锅清汤寡水的稀粥，照得见人影的那种，一人分上一碗，就着咸菜疙瘩，也算对付过去一顿。
可今年不成，连瓮底那层灰都给刮干净了，母亲用大竹筷子搅了半天，只搅出几粒发了霉的陈谷，在灶台上摆了一小撮，数都数得过来。
父亲坐在门槛上，旱烟袋锅子磕得邦邦响，火星子溅了一地。他不说话，家里就没人敢吭声。那几年父亲的话越来越少，像一根被反复弯折的铁丝，终于在某一天彻底断了韧性。
他是一家之主，有六个儿子要养活，最大的十八，最小的才四岁，六张嘴张在那里，活像六只嗷嗷待哺的雏鸟，而他能给出去的，只有一声比一声长的叹息。
无忌排行老三，那年十五岁，正是最能吃的年纪。
好在那时候人瘦，瘦到肋骨一根根地凸出来，皮肤贴着骨头，像是给骷髅蒙了一层纸。
肚子饿起来的时候，他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不是咕咕叫，而是一种空洞的回响，像有人在胸腔里敲一面很远的鼓，咚，咚，咚，一下一下的，绵长而绝望。
大哥二哥已经跟着村里人去修水库了，每天能挣八个工分，管一顿午饭。那顿午饭不过是一碗红薯粥加半个杂面馒头，可大哥二哥总是吃一半留一半，揣在怀里带回家里来。母亲把那些残羹冷炙重新热了，拌上些野菜，搅成一锅糊糊，全家六兄弟加上父母，八口人分着吃。
无忌每次都会在心里计算自己分到的那一口有多少颗米粒，然后数着一粒一粒地咽下去，恨不得每一粒都在舌尖上碾碎了再吞。
那个年代的人对粮食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虔诚。无忌见过村里的王婆子掉了一粒黄豆在地上，趴在地上找了半天，最后在桌子腿底下找到了，用指头捏起来，在衣襟上擦了擦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。她也见过有人在打谷场上扫起洒落的谷粒，一颗一颗地数着，比数钱还仔细。
所以当母亲在灯下说出那番话的时候，无忌没有任何犹豫。
“你大表哥家在县城边上的刘庄，日子比咱
说是米缸，其实不过是一口裂了缝的粗陶瓮，往年这个时候好歹还能刮出两碗碎米来，煮一锅清汤寡水的稀粥，照得见人影的那种，一人分上一碗，就着咸菜疙瘩，也算对付过去一顿。
可今年不成，连瓮底那层灰都给刮干净了，母亲用大竹筷子搅了半天，只搅出几粒发了霉的陈谷，在灶台上摆了一小撮，数都数得过来。
父亲坐在门槛上，旱烟袋锅子磕得邦邦响，火星子溅了一地。他不说话，家里就没人敢吭声。那几年父亲的话越来越少，像一根被反复弯折的铁丝，终于在某一天彻底断了韧性。
他是一家之主，有六个儿子要养活，最大的十八，最小的才四岁，六张嘴张在那里，活像六只嗷嗷待哺的雏鸟，而他能给出去的，只有一声比一声长的叹息。
无忌排行老三，那年十五岁，正是最能吃的年纪。
好在那时候人瘦，瘦到肋骨一根根地凸出来，皮肤贴着骨头，像是给骷髅蒙了一层纸。
肚子饿起来的时候，他会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，不是咕咕叫，而是一种空洞的回响，像有人在胸腔里敲一面很远的鼓，咚，咚，咚，一下一下的，绵长而绝望。
大哥二哥已经跟着村里人去修水库了，每天能挣八个工分，管一顿午饭。那顿午饭不过是一碗红薯粥加半个杂面馒头，可大哥二哥总是吃一半留一半，揣在怀里带回家里来。母亲把那些残羹冷炙重新热了，拌上些野菜，搅成一锅糊糊，全家六兄弟加上父母，八口人分着吃。
无忌每次都会在心里计算自己分到的那一口有多少颗米粒，然后数着一粒一粒地咽下去，恨不得每一粒都在舌尖上碾碎了再吞。
那个年代的人对粮食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虔诚。无忌见过村里的王婆子掉了一粒黄豆在地上，趴在地上找了半天，最后在桌子腿底下找到了，用指头捏起来，在衣襟上擦了擦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嘴里。她也见过有人在打谷场上扫起洒落的谷粒，一颗一颗地数着，比数钱还仔细。
所以当母亲在灯下说出那番话的时候，无忌没有任何犹豫。
“你大表哥家在县城边上的刘庄，日子比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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