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 举报我公车私用是吧？重生之后看我怎么玩死你们。
我从十八层楼上掉下去的时候，身体撞碎了二楼平台的雨棚，在空中翻了半圈，脸朝下砸在花坛边上。最后一口气呼出去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在我头顶说了一句话——
“姜副局长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声音我很熟悉。
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办公室主任，刘建明。
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想，刘建明啊刘建明，去年你老婆生病住院，是我帮你联系的专家。你女儿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是我帮她安排的单位。你儿子中考分数不够重点线，是我找的人情。我姜维生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六年，对谁都可以说问心无愧，唯独对你刘建明，我掏心掏肺。
你倒好，反手一刀。
捅完之后还要说一句“对不起啊，我们也没办法”。
真恶心。
我们也没办法。
这句话我在官场听了二十年，从科员听到副局长，从二十岁听到四十岁。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就知道又有人要被抛弃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有一天被抛弃的人会是我自己。
举报我公车私用。
多可笑的罪名。
我姜维生在这个位置上六年，经手的项目资金几十个亿，没有一笔账是乱的。纪检组查了我三个月，查来查去，最后只查出一次“公车私用”——去年我父亲病重，司机不在，我开了公车去医院看望。就那一次。来回十二公里。
够吗？
够了。公车私用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党内严重警告，行政记大过，免去一切职务。
够我死一回了。
我从楼上跳下去，不是因为丢了官，是因为我爸在查出问题的那天晚上脑溢血走了。他走之前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：“维生，爸对不起你，让你为难了。”
不是他对不起我。
是我对不起他。
我连给他送终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那天我在纪检组接受谈话，手机被收了。等我赶回家，他已经盖上了白布。
刘建明，你知道吗？我爸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我的照片。
那张照片是你帮我拍的，去年我被评为系统内先进工作者，你在主席台下面给我拍的。你说“姜局，这张照片拍得真好”。我爸把那张照片放在枕头底下，每晚睡觉前都要看一遍。
他走了，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。
所以我从十八楼跳了下去。
死之前我想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要让刘建明也尝尝，什么叫“没办法”。
——
然后我就真的醒过来了。
醒在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里。
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——比死之前年轻了很多，皮肤紧致，没有皱纹，手指上还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，是我三十岁生日那年我爸送给我的。
我愣了一下。
然后我看到了中控台上摆着的一个文件袋，上面印着日期——
2016年3月15日。
2016年。
八年前。我三十二岁。刚被提拔为副局长不到一年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。仕途坦荡，家庭美满，父亲身体硬朗，每天早上还能绕着小区跑三圈。
这是我最不该死的时候。
也是刘建明还对我忠心耿耿的时候。
不对。
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——刘建明举报我公车私用，是发生在我四十一岁的时候。现在是八年前，距离那件事还有整整八年。
也就是说，我有八年的时间来改变一切。
我的手开始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兴奋。我按下车窗，三月的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我眼睛发酸，但我笑了。我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笑，笑得像个疯子。
“姜局，您没事吧？”驾驶座上传来一个声音。
我抬眼一看，是司机小马。小伙子今年二十五，退伍军人，开车稳当，人也实诚。上辈子刘建明举报我的时候，小马主动站出来说那天是他开的车，不是我。但没人信他的话。领导说了算，司机说了不算。
“没事，”我说，“开到前面服务区停一下。”
“好嘞。”
车子驶入服务区，我下了车，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看了很久。
镜子里的人三十二岁，浓眉大眼，国字脸，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夹克衫，胸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党徽。这张脸上没有皱纹，没有沧桑，没有那种在官
我从十八层楼上掉下去的时候，身体撞碎了二楼平台的雨棚，在空中翻了半圈，脸朝下砸在花坛边上。最后一口气呼出去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人在我头顶说了一句话——
“姜副局长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声音我很熟悉。
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办公室主任，刘建明。
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想，刘建明啊刘建明，去年你老婆生病住院，是我帮你联系的专家。你女儿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，是我帮她安排的单位。你儿子中考分数不够重点线，是我找的人情。我姜维生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六年，对谁都可以说问心无愧，唯独对你刘建明，我掏心掏肺。
你倒好，反手一刀。
捅完之后还要说一句“对不起啊，我们也没办法”。
真恶心。
我们也没办法。
这句话我在官场听了二十年，从科员听到副局长，从二十岁听到四十岁。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就知道又有人要被抛弃了。只是我没想到，有一天被抛弃的人会是我自己。
举报我公车私用。
多可笑的罪名。
我姜维生在这个位置上六年，经手的项目资金几十个亿，没有一笔账是乱的。纪检组查了我三个月，查来查去，最后只查出一次“公车私用”——去年我父亲病重，司机不在，我开了公车去医院看望。就那一次。来回十二公里。
够吗？
够了。公车私用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党内严重警告，行政记大过，免去一切职务。
够我死一回了。
我从楼上跳下去，不是因为丢了官，是因为我爸在查出问题的那天晚上脑溢血走了。他走之前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：“维生，爸对不起你，让你为难了。”
不是他对不起我。
是我对不起他。
我连给他送终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那天我在纪检组接受谈话，手机被收了。等我赶回家，他已经盖上了白布。
刘建明，你知道吗？我爸走的时候，手里还攥着我的照片。
那张照片是你帮我拍的，去年我被评为系统内先进工作者，你在主席台下面给我拍的。你说“姜局，这张照片拍得真好”。我爸把那张照片放在枕头底下，每晚睡觉前都要看一遍。
他走了，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。
所以我从十八楼跳了下去。
死之前我想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要让刘建明也尝尝，什么叫“没办法”。
——
然后我就真的醒过来了。
醒在一辆黑色的帕萨特轿车里。
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，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。我低头看自己的手——比死之前年轻了很多，皮肤紧致，没有皱纹，手指上还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，是我三十岁生日那年我爸送给我的。
我愣了一下。
然后我看到了中控台上摆着的一个文件袋，上面印着日期——
2016年3月15日。
2016年。
八年前。我三十二岁。刚被提拔为副局长不到一年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。仕途坦荡，家庭美满，父亲身体硬朗，每天早上还能绕着小区跑三圈。
这是我最不该死的时候。
也是刘建明还对我忠心耿耿的时候。
不对。
我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——刘建明举报我公车私用，是发生在我四十一岁的时候。现在是八年前，距离那件事还有整整八年。
也就是说，我有八年的时间来改变一切。
我的手开始发抖，不是害怕，是兴奋。我按下车窗，三月的冷风灌进来，吹得我眼睛发酸，但我笑了。我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笑，笑得像个疯子。
“姜局，您没事吧？”驾驶座上传来一个声音。
我抬眼一看，是司机小马。小伙子今年二十五，退伍军人，开车稳当，人也实诚。上辈子刘建明举报我的时候，小马主动站出来说那天是他开的车，不是我。但没人信他的话。领导说了算，司机说了不算。
“没事，”我说，“开到前面服务区停一下。”
“好嘞。”
车子驶入服务区，我下了车，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看了很久。
镜子里的人三十二岁，浓眉大眼，国字脸，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夹克衫，胸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党徽。这张脸上没有皱纹，没有沧桑，没有那种在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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