医生在电话里的嗓音很冷："病人拖延治疗这么久，目前已经是尿毒症末期。"
我坐在广州的办公室里，手指在办公桌上敲出了一个节奏。
电话那端继续说："需要尽快做血液透析，同时登记器官移植名单。"
我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珠江的景色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。
护士在后续电话里提了一句不该提的话："你父亲这个身体状况，其实早两年体检就该发现问题。"
我这才意识到一件事——这些年母亲的所有体检都是何雨欣帮忙安排的。
何雨欣是我前妻，在中医院做血液透析科的主任。
我们因为一场家宴彻底闹翻，那是八年前父亲的六十岁生日宴。
在天河区那家豪华酒楼的包间里，我在大概五十多个亲戚面前，扇了她两个耳光。
原因是她拒绝给我弟弟敬酒。
我叫杨琛，在增城开了个房地产销售公司。
何雨欣是医生，我们结婚十一年，却分开了八年。
分开从那个生日宴开始。
我父亲那天很兴奋，因为我弟弟杨琛浩被提拔为某局的处长。
父亲举起酒杯，用那种父权十足的嗓音说："雨欣啊，琛浩以后在政界能帮你哥不少忙，你敬个酒吧。"
何雨欣坐着没动，平静地说："我不喝酒，还有我在医院做的是医学工作，政治人脉对我没用。"
父亲的脸瞬间变红了。
我当时被羞耻感淹没，站起来就拽她的手臂，她挣脱的时候打翻了一盘鱼翅。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的手掌按照本能的节奏，在她脸上落下了两道清晰的声音。
包间里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
何雨欣摸了摸脸，没有哭也没有尖叫，只是拿起包走了出去。
她在门口停留了三秒，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
之后的八年，她再也没有进过我父母的家。
我们保持着诡异的婚姻状态：住在不同的房子里，每个月见两次面，一次是交孩子的抚养费，一次是商量儿子杨晨的教育问题。
她从不提那两个耳光，好像那件事从未发生过。
我以为她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惩罚，用八年的冷漠来提醒我那个包间里有多荒唐。
直到上个月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母亲在菜市场晕倒，被人送进了医院。
医生的诊断让整个家族陷入了恐慌——尿毒症晚期，肾功能已经基本丧失。
主治医生问我："这个指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恶化到这个程度，患者之前应该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期。"
我的脑子闪过一个念头，立即冲向了医院的档案室。
档案员看着我的证件，皱起眉："前面六年这位患者的体检记录都是由何医生取走的，你可以直接问她。"
我在血液透析科的走廊里等了将近一小时。
何雨欣穿着白大褂出现时，手里拿着两份病历夹，眉头微蹙。
我直接开口："我需要我母亲过去几年的所有体检原始数据。"
她的眼神扫过我的脸，停顿了两秒："应该在你母亲那边。"
"不是，我要医院存档的。"
她终于正眼看我了，那眼神冷得能冻住空气："杨琛，你现在是在怀疑我对你母亲的医疗隐瞒吗？"
我压低了声音，因为旁边有患者经过："护士说这种病情早就应该被发现。"
"那你去问那个护士为什么没发现。"
她转身要进诊室，我下意识地拉住了她的手腕。
她的手臂很冷，很瘦，我能感受到骨头的形状。
她没有挣脱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抓住她的手。
那一刻我想起了八年前，我也是这样抓着她，然后挥出了那两个耳光。
我松开了手。
"下周五是杨晨的学校家长会，你必须去。"
她从我手里抽回手臂，嗓音很平："上次你说出差，结果我看到你在朋友圈里晒和你爸一起钓鱼的照片，儿子问我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们了。"
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胸口。
我想解释那天父亲血压又高了，非要我陪他散心，但何雨欣已经转身进了诊室。
门关上前我听见里面一个年轻医生的声音："何主任，这个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曲线真
我坐在广州的办公室里，手指在办公桌上敲出了一个节奏。
电话那端继续说："需要尽快做血液透析，同时登记器官移植名单。"
我挂了电话，看着窗外珠江的景色，脑子却是一片空白。
护士在后续电话里提了一句不该提的话："你父亲这个身体状况，其实早两年体检就该发现问题。"
我这才意识到一件事——这些年母亲的所有体检都是何雨欣帮忙安排的。
何雨欣是我前妻，在中医院做血液透析科的主任。
我们因为一场家宴彻底闹翻，那是八年前父亲的六十岁生日宴。
在天河区那家豪华酒楼的包间里，我在大概五十多个亲戚面前，扇了她两个耳光。
原因是她拒绝给我弟弟敬酒。
我叫杨琛，在增城开了个房地产销售公司。
何雨欣是医生，我们结婚十一年，却分开了八年。
分开从那个生日宴开始。
我父亲那天很兴奋，因为我弟弟杨琛浩被提拔为某局的处长。
父亲举起酒杯，用那种父权十足的嗓音说："雨欣啊，琛浩以后在政界能帮你哥不少忙，你敬个酒吧。"
何雨欣坐着没动，平静地说："我不喝酒，还有我在医院做的是医学工作，政治人脉对我没用。"
父亲的脸瞬间变红了。
我当时被羞耻感淹没，站起来就拽她的手臂，她挣脱的时候打翻了一盘鱼翅。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的手掌按照本能的节奏，在她脸上落下了两道清晰的声音。
包间里的谈笑声戛然而止。
何雨欣摸了摸脸，没有哭也没有尖叫，只是拿起包走了出去。
她在门口停留了三秒，用一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，那眼神像在看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
之后的八年，她再也没有进过我父母的家。
我们保持着诡异的婚姻状态：住在不同的房子里，每个月见两次面，一次是交孩子的抚养费，一次是商量儿子杨晨的教育问题。
她从不提那两个耳光，好像那件事从未发生过。
我以为她的沉默就是最大的惩罚，用八年的冷漠来提醒我那个包间里有多荒唐。
直到上个月，一切都改变了。
母亲在菜市场晕倒，被人送进了医院。
医生的诊断让整个家族陷入了恐慌——尿毒症晚期，肾功能已经基本丧失。
主治医生问我："这个指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恶化到这个程度，患者之前应该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期。"
我的脑子闪过一个念头，立即冲向了医院的档案室。
档案员看着我的证件，皱起眉："前面六年这位患者的体检记录都是由何医生取走的，你可以直接问她。"
我在血液透析科的走廊里等了将近一小时。
何雨欣穿着白大褂出现时，手里拿着两份病历夹，眉头微蹙。
我直接开口："我需要我母亲过去几年的所有体检原始数据。"
她的眼神扫过我的脸，停顿了两秒："应该在你母亲那边。"
"不是，我要医院存档的。"
她终于正眼看我了，那眼神冷得能冻住空气："杨琛，你现在是在怀疑我对你母亲的医疗隐瞒吗？"
我压低了声音，因为旁边有患者经过："护士说这种病情早就应该被发现。"
"那你去问那个护士为什么没发现。"
她转身要进诊室，我下意识地拉住了她的手腕。
她的手臂很冷，很瘦，我能感受到骨头的形状。
她没有挣脱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抓住她的手。
那一刻我想起了八年前，我也是这样抓着她，然后挥出了那两个耳光。
我松开了手。
"下周五是杨晨的学校家长会，你必须去。"
她从我手里抽回手臂，嗓音很平："上次你说出差，结果我看到你在朋友圈里晒和你爸一起钓鱼的照片，儿子问我爸爸是不是不爱我们了。"
这句话像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胸口。
我想解释那天父亲血压又高了，非要我陪他散心，但何雨欣已经转身进了诊室。
门关上前我听见里面一个年轻医生的声音："何主任，这个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曲线真
相关推荐
